永利电玩城总站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与汪荣祖商榷陈寅恪

永利电玩城总站 1

与汪荣祖商榷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涵义

永利电玩城总站 2

byron发表于4025天 22小时 35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无

 

永利电玩城总站,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
。汪荣祖还推论陈寅恪所以选择“不古不今之学”,大致是因为古史资料每多残缺,难有定论;而清末民初以来,疑古之风甚炽,学者不免常凭己意臆测武断,“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汪氏断言,此乃“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原因,自不愿在证据较少的古史中,争无谓之胜。至于近现代史,陈寅恪因家世背景之故,于晚清史事知之既稔,自感兴趣,或既因家世之故,有所回避,雅不欲以此为学术研究的主题。此所谓古既不“好”,今又不“成”,只能“不古不今”。
然而细析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却似再有值得阐发之处——将陈寅恪此语置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对他所说的“不古不今之学”就会有一种新的体悟——原来陈氏文中所谓古今之学,实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
俞大维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提到,陈寅恪对清代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熟悉的,而这恰为研究陈寅恪知识结构者所忽视:“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可见他对清代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极其熟悉。也许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对清代经史之学的评价是如此之低:
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类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也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又说: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赞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清季咸、同以来,今文之学渐盛。梁启超认定清代总的学术思潮为“以复古为解放”,这种解放古文经学复兴在前,然而以考据为特色的古文经学罕言义理也疏于经世,所以它的成就在学术。
今文经学接踵而来,它排斥烦琐学风不遗余力,因经世致用而敢于裁断立说,它勇于疑经疑史,所以它的贡献同古文经学相较,毋宁在于思想。写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康有为,相信孔子的主要学说存在于“微言大义”中,而这种微言大义只存在于今文学家——
特别是公羊家——的口传之中,凡是与口传不合的一切经义皆属虚伪,虽然孔子的口述传统实在难以确定,然而今文学家却证实刘歆以来的古文经绝大部分是伪造的。本来,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对某些古文经的怀疑还是有限的,康有为却在最大限度的背叛了这一传统。他虽然在晚年极力护孔并无成效,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却一再地为新学术的诞生启示思路。
梁启超形象地把他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梁启超认为,《新学伪经考》这部书对于康有为以后的学术界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1/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
2/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公开发行以来,在全国学人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们的学术意义也由《新青年》、《新潮》的主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凸显出来,并成为“疑古”的经典。所以“古史辨派”可以说是在康有为的直接推动下前进的。
至于梁启超,自三十岁以后,已经绝口不谈“伪经”和“改制”,对康有为所设的孔教会也经常加以反驳,因此康、梁逐渐分派。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康有为始终是一个经学家,梁启超已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林志钧深知梁氏此意,因此曾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已。”“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随着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对旧有史学大加挞伐——由今文经学而接近进化论,由进化论而使中国史学发生转变,梁启超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仍然显着。
对清代以古文经学为主的经史之学,陈寅恪的批评既已在为陈垣所作序中表露无遗,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更时时溢于笔下,这实在是与家学渊源有关。在《寒柳堂记梦稿》中,他将前辈学人与当代学人加以联系比较,勾勒出“谨愿之人”与“夸诞之人”两种类型,并着意指出这两种人都与他的先祖先君家风不同。因此陈寅恪对古文经学或“谨愿之人”的危害性并不太担心,却一再地提到今文经学以及由今文经学而来的一些后果。
在陈寅恪看来,由康有为而来的晚清今文经学,直至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这里陈寅恪不啻已经明白说出他反对今文经学及四十年间的“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因此也明确说出自己的“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多采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观点以反对传统古文经学的见解,更是十分明显。他自我表白说:
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这里清晰地表明自己由今文经学转变而为“新史学”,即在于以“历史因果”来理解经义的变迁,因此立意即与清朝的经师不同,同时也与康有为不同。
夏曾佑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方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和的第一人。
陈寅恪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诗,其一为: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至于坚守古文立场的章太炎,像乾嘉学者一样坚决地认为治学之路必从小学始,对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一脉相传下来的治学风格即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等学术规范也终生服膺不改。对于章太炎来说,撇开音韵而侈谈通经致用,只能是大言欺世。也是在此意义上,章太炎对不遵守这一“规则”的新进学人口诛笔伐。
章太炎对近世史学也极有贡献。因为他发现,除了经学之外,历史是最能激发民族主义情感的工具,他像晚明遗民一样也相信历史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一国与他国之区别的根本就在历史,只要历史还在,国亡还可以再兴,而一旦历史消亡,国家则必不可复,所以他将历史用来培养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
在章太炎那里,历史的意义在于包括了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种种事实。在这种历史观念里,六经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而已———
章太炎可能意识不到的是,如果“经”变成了“史”,“经”就不再是“道”的载体而只是记事之书。当章太炎告诉胡适“经多陈事实”时,他的意思也是明确的———“经”只是历史的陈迹。也许清代学者最后既想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据以安身立命的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会在世变中变得毫无用处。在章太炎逝世后,马裕藻曾写过一幅挽联:
“治古音,兼有晓征、东原、若膺之长,继往开来,伟绩尤推转注说;
尊历史,迈子玄、渔仲、实斋而上,外夷内夏,微言远绍春秋经。”
胡适在年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认为,章太炎与现代学风的关系有三项
1/明确标出“整理国故”的旗帜; 2/集音韵学之大成,促注音字母的进行;
3/对于今文学派的狂妄的攻击,也极好地概括了章氏的终生志业之所在。
其实除此三者之外,章太炎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更在于章门弟子对于他的学术的传播。受业于章太炎门下而对民国初年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有: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等人。后来任教于北京大学文、预科的太炎门生如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与刘文典。其中除了黄侃是湖北人、刘文典是安徽人、康宝忠是陕西人之外,其余诸人都是清一色的浙江人。他们在确立中国现代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贡献。从陈寅恪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也能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气。
章太炎曾将自己学术成就颇高的弟子排了座次,并戏称为“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是:黄侃、吴承仕、汪东以及钱玄同。章氏在自述学术次第时也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出身晚清名宦家庭的陈寅恪,其交游多为晚清名宿或后代,对于具有革命倾向的章太炎,显然不像对待世家前辈或世家子弟那样倾心。王国维、梁启超逝世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骤失其二,另一导师赵元任常在外地调查各地方言,讲师李济又忙于田野考古工作,唯有陈寅恪常川驻校,于是陈寅恪提出拟增聘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校方虽一一致聘,然而章太炎不屑继王、梁之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姜亮夫,后来又从师于章太炎与黄侃,成为章太炎后期重要的弟子。
不相信甲骨文且注重家法与师承的章太炎知道姜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因此对他说,治小学当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准。但是在《致潘景郑书三》中,还是对姜亮夫痛加批评:“……如姜亮夫之论龟甲文,直以《周易》出孔、墨后,谓为庄周所作,此等凭虚不根之论,虽旧时今文学家亦不肯道,涂污楮墨甚矣!”
有一次,姜亮夫在黄侃面前说,陈寅恪懂八九国的语言,自己跟陈无法比。黄侃则不屑地说: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通七八国外语呢?王念孙虽然一种外语也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位大学者吗?难道他们没有成就吗?很显然,黄侃的经学、文字学、音韵学研究,综合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诸家学说,与新一代学人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其实不仅是陈寅恪,就是梁启超与王国维也被黄侃一再地嘲讽,《黄侃日记》就保留了这样的看法。
“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又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较之章、黄一派,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当时在治学上当然算是趋新学者,虽然黄侃嘲笑梁、王等人的矛头所指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梁、王二人。五四运动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大出风头,黄侃鄙其为人,遂愤而离开北京大学。
在章门弟子中,以史学见长的人为朱希祖。他是太炎弟子中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他说“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的发展”。
朱希祖广为延聘学有所长的着名史家来史学系任教,积极在教学中引进西方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授课内容。他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请刚从美国回国的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朱希祖认为: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争论,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
朱希祖把历史研究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把属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紧密联系于社会科学,并在新的课程设置中以某种西方的史学理论作为依据,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却与陈寅恪的史学理念有一定的差异。
朱希祖与傅斯年争论明成祖生母的问题,在民初北京学界颇引人注意。陈寅恪与傅斯年都留学于德国,傅的夫人俞大彩系陈寅恪嫡亲姑舅表妹。在争论中,陈寅恪偏向于傅斯年而不是朱希祖。为了加强傅斯年立论的力度,陈寅恪为他提供了《明诗综》、《陶庵梦忆》、《枣林杂俎》中的有关资料,傅斯年在他的《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里为此还特别向陈寅恪致谢。即使抛除这种亲缘关系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陈寅恪与朱希祖也各持不同的观点。
朱希祖在研究隋唐史时,一直主张李唐皇室父系出自陇西李氏,而陈寅恪则认为李唐皇室父系并非出自陇西李氏,而是赵郡李氏。他们先后发表论文,在学术上互有启发。巧的是,朱希祖的女婿罗香林又是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弟子,在客家源流与客家文化研究领域中受到陈寅恪的极多启发。陈寅恪曾推荐罗香林替胜利出版社撰写《唐太宗传》。
但陈氏后来在一次讲课中曾提到: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是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此语虽出于轻松谑谈,却见出陈寅恪与朱希祖始终有异。
在古史辨运动中,章门弟子钱玄同是一个灵魂人物,因为只有他才明确地提出比辨“伪书”更重要的辨“伪事”这一主张,正因为有了这一主张,疑古也不仅停留在经学领域而进入史学的领域与视野。
当傅斯年初次看到顾颉刚《古史辨》,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不禁地赞叹:“颉刚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个中央思想,实是亭林、百诗以来章句批评学之大结论,三百年中文史学之最上乘。由此可得无数具体的问题,一条一条解决后,可收拾汉学之局,可为后来求材料的考古学立下一个入门的御路,可以成中国……之结晶轴。”
敏感的陈寅恪对于此等学风,虽然不表赞同,然而不能不有所注意。无论是疑古还是信古,都必须面临一个大问题:既然面对同样的史料,在发现有自相矛盾的记录时,后世的史学家为什么可以将一部分史料——尤其对于上古神话、传说、史实混杂在一起的史料——定为假,而将另一部分定为真呢?陈寅恪不止一次这样强调过: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说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像这一类的弊端,陈寅恪一概视为今文经学式的夸诞。
陈氏与近世学人论心相知,莫过于王国维。
王国维之弟王国华在《王国维遗书序》中说:
并世诸贤,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具不外以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
陈寅恪除了明确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拓者之外,这段引文里面还透露出来了王国维既不是“今文学家”,也不是“古文学家”,反倒颇近似于陈寅恪自己所说的“非古非今之学”。
从乾嘉学派到古史辨运动,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考据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基本廓清。至于有些文献方面一时无法加以认定判断的问题,只能求助于新材料的发现。
王国维曾经提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分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
明乎此,王国维的史学观就意味着对于疑古派乃至今文学一派的矫正。陈寅恪作《寄傅斯年》诗云: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他把王国维的学术称为“正始遗音”,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赞誉,下一句中的“元和新脚”,用刘禹锡“柳家新样元和脚”诗意
’指元和间流行柳公权的书法。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还特意提到“鲁连黄鹞绩溪胡”,注引韩愈《嘲鲁连子诗》,我们把韩诗引在下面:
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 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嘴。
开端要惊人,雄跨吾厌矣。 高拱禅鸿声,若辍一杯水。
独称唐虞贤,顾未知之耳。
韩诗的出典见《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
“《鲁仲连子》云:‘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曰:谨闻命矣。巴谓徐劫曰:先生乃飞兔也,岂直千里驹!巴终身不谈。”
由此看来,田巴隐喻了那种“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的雄夸或夸诞态度。
又:陈寅恪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诗其一“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再一次提到了这一典故,必有深意存焉。田巴夸诞,仲连年幼。有人认为此处的“鲁连”即指胡适以及他所代表的史学派,可能也值得深究。
就在新文化运动正在展开之际,胡适却连续写出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三篇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号。这三篇文章,在胡适的思想甚至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前者提出了新思潮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四个环节,并成为胡适及其追随者所努力的方向;第二篇文章,提出为什么要整理国故的必要;第三篇文章,则将清代朴学视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将朴学与科学方法等同起来。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新潮”派和“国故”派两大阵营的分界非常明显,但令“新潮”派人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作为新潮派的领袖人物胡适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倒向“国故”一派阵营而大谈起“整理国故”来了,陈独秀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胡适研究国学“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更有人担心在胡适的带动之下,社会上恐怕要兴起一种“乱翻古书”的复古风气。也许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胡适不能不写出《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为自己申辩:自己钻进“烂纸堆”中的目的是为了“捉妖”或者“打鬼”,证明所谓的国故“也不过如此”。
既然胡适这么说,人们自然也就认定胡适派们整理国故,已预先将国故视为“腐朽的”、“落后的”,因此在研究问题之先,就先劈头发问:“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如何“研究这疮痍满体的中国文学”……之类,这显然不能为陈寅恪所赞成。而胡适自掀起“整理国故”运动,除了引进西方学理之外,更积极地从清儒那里挖掘“科学方法”,也与陈寅恪对清代经史考据之学的看法正好相反。
另外,胡适所开创或所尝试的着作体例,也不为陈寅恪所赞成。在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直言批评前人着述“流于支离碎琐”,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简直是乱七八糟、无头无脑。因而自称“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特别重视于“条理系统的整理”。胡适希望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能起到这样的表率作用,也就是成为新式史学的典范之作。为此,胡适的确用心极密,如他除强调文字的浅显明白、思路清晰以外,还在着作分章分节、引文注明出处、使用标点符号、开列参考书目等西方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来进行着述。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取得了成功。但陈寅恪并不这样看,他甚至认为当前整理国故者过求“条理系统”,不但古人之学说的真相不明,反而会越离越远,“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据卞慧新课堂笔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于“新派”也即胡适一派批评说:
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
又在《审查报告》中直斥以西学说中学者,“几若善博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这说明在陈寅恪心中,新派学者虽与今文经学派有不同,然而结果却颇有相似之弊。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称: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这种努力,正是由于经学地位下降史学地位上升并由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的努力所达成的。
对于陈寅恪来说,“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才是他的学术努力之所在———因为在他看来,清代经学研究固然极盛,然而古文经培养出的却是谨愿之人,今文经培养出来的更是夸诞之人:“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至于失之于“诬”的新派与失之于“滞”的旧派,尤非陈氏之理想———
当我们明白陈寅恪“非古非今之学”的意蕴之后,也可以进一步申论他自己所持的思想,为什么既不是由北美或东欧输入的思想,而是近于咸同之世以及曾国藩与张之洞了即“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作者简介

韦兵老师,四川省成都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社会天文学史、文化史。

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中国学术(包括偏重思想人文的“国学”与偏重实用技术的“国术”)被西方学科体制专门化,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但传统中国学术与近现代西方学术是两个不能“通约”的体系,由于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中国传统学术被强行整合进入近现代学科体制,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这种整合既包括从西方学科观念上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裁剪”(通常称为抛弃旧传统落后的部分),以产生出可以对应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也包括从业者准入的标准化(拥有被学科体系认同的文凭和学术经历等)。就坚持传统学术取向的蜀学而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学被分解为史学、政治学和哲学,小学被归入文字学、音韵学,传统史学被整合为符合西方学术概念的“新史学”等。但这种裁剪总是不能把中国传统学术全部“安顿”妥贴,总有不能被“通约”的那些部分要在现代化强势话语下寻找生存空间,尤其是传统学术体系背后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很难被西方学术体制通约,在传统学术被“肢解”后需要寻找“归宿”。清季民初四川一批学者的学术经历和价值追求,为我们展现了被现代学术史叙述忽略的一些层面,也提供了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的参照。尤其是一位自学成才,在当时四川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庞俊,以及他长期任教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以了解现代学术体制背景下传统学术面临的问题。

展开剩余95%

庞俊(1895—1964),原籍四川綦江,生于成都,初字少白,慕白石道人歌词,更字石帚。1924年,经向楚推荐为成都高等师范教授,后历任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华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庞石帚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成都高校,师友多同抱传统的学术价值追求,为当时蜀中学术佼佼者。从其学术及交游可窥见当时蜀学的一些特点以及传统学术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的状态。

一、由经而史:庞石帚的宋、明史研究

庞石帚早年虽以诗名,然在当时蜀地学风熏染之下,博极群书,学问踏实,见识高明,识者以汪容甫、俞理初况之,非徒诗人、文士而已。他自己也以学者为自我认同,自誓:“吾辈之才,当为学者,不可使人以名士派之恶谥加之。”要进一步理解“自学成才”的庞石帚,不可只局限于诗文记诵,应更将其视为学者,放入一个他成长的学术背景,即结合蜀中学术的一些独特个性来解读。

经学为清代学术的大宗,流风所被,即使到民国初年,远在西南一隅的蜀中学人对经学问题多有关注。庞石帚早年对经学下过功夫,对影响四川学术的王闿运、廖平等人都有极具见地的认识评价。如对王闿运的评价就意味深长。《题湘绮老人遗像二》:“天留李峤真才子”,唐李峤与苏味道同以文辞知名,时称苏李,石帚诗人而学富,用典出语皆精切,必不肯妄用,以李峤比湘绮,正是目之为文士,未肯许其学术。《题湘绮老人遗像三》:“描画浮名万口同,百年有此滑稽雄。世间奇事归方朔,可笑群儿附会工。”《题湘绮楼集,和香宋先生》:“奇事归方朔,高名捍孝章。”以东方朔比之,更是明显目之为言行诡激之名士。对于一向以学者自况而对名士不以为然的石帚,题诗对湘绮的评价表面尊之为“大师”、“中兴诸老”,内里实际有自己的看法,未必全然膺服。王闿运遍注群经,颇为自负的经学,这里更是一点没有提及,可见对王氏是以名士、文人视之。当然,对湘绮虽滑稽玩世,却不坠无行文人旧窠臼还是肯定的,“委蛇玩世吾终信,未学安仁拜路尘”,“应笑安仁赋,劳劳拜路尘”,此处用常指文人无行的潘安仁拜贾谧之车尘一典。前引诗用孝章一典,乃后汉盛孝章高名为孙策所忌,未及害之而策卒,今典则指洪宪时王闿运拒绝与袁合作,为袁所忌被软禁。皆是肯定王氏气节尚可称赞。

对廖平给予极高评价:“早岁著书,旁行天下,百年来无此人。”一变“平分今古”,以礼制判今古之别,“口别淄渑,析同归以殊途,持无厚入有间,如犀分水,如剪断丝,魏晋以还,一人而已”;二变《知圣》、《辟刘》,“一篇甫出,四海波荡,长素之考新经,师伏之牋王制,由此始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皮锡瑞《王制笺》皆受其影响;对三变后日益吊诡的廖氏学术,也客观地评价是“沦于不测”“以儒为戏”,但也表达了理解之同情,以扬雄、严君平比之,所谓“与圣人同忧,为下士所笑”。与蜀中经学家龚道耕,“以稚齿获交先生,及近且二十余年,暇则相从谈宴”,关系在师友之间,其经学观点议论颇受龚氏影响,《记龚向农先生》以千余字概括乾嘉已降三百年经学发展及龚氏经学成就,精炼准确,非深于此道之人不能。庞石帚现存早年学术著作有讨论经学问题,如《齐诗为孟子遗学证》,认为齐诗与孟子相通,为齐地今文学。这是受廖平经学一变“平分今古”影响,以空间地域来理解今、古文的差异,这一学术思路后来由廖的弟子蒙文通发挥得最为突出,在文化—地域研究取向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晚清民国学术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所谓经学的史学化。廖平生于1850年代,龚向农生于70年代,庞石帚、蒙文通、刘咸炘皆生于90年代,以二十年为一代,恰是蜀中三代学人,三代学人都对经学下过功夫。如果说廖氏以礼制判今古,龚氏则以学风辨今古,到下一代蒙、庞,以地域别今古,刘力赞“以史法说《春秋》”,虽然都在谈今、古的老问题,三代人的出发点也各有不同,而其中共同点,倒是史学倾向日益浓厚,而经学倾向在淡化。承袭廖氏《今古学考》的历史化倾向,三代蜀中学人都不约而同在经学的史学化倾向方面递进,这似乎暗合清末民初学术的脉动。这一取向可以说是廖平《今古学考》所开启的近代经学历史化倾向的继续,显示了晚清民国经学、史学相互消长。

庞、蒙、刘早年都曾留意经学,后皆不同程度转向史学,其中刘早逝,但其史学才能和成就已渐为人所认识;蒙史学成就最大,著述宏富;庞中年以后专心史学,尤其关注宋、明史,应当是现代较早的宋史研究者之一,其成就尚未为当今学人认识。一般认为,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史学最终取代经学,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庞、刘并未成为一个“新史家”,蒙的学术表达方式已经“近代化”,但与“新史学”差异比较明显。他们所自我认同的史学不是现代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在史学的名目下,更多显示与传统学术的连接,其涵义也更多元,包含了不能完全归类到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复杂成分。即使在同一史学的名目下,他们各自的自我认同也不相同。庞景仰刘孝标、汪中的文史辞章之学,刘的理想是融中外古今于一体以通天人之际的新道家,蒙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自认是经学家。其共同点是他们的学术无论提出问题的角度、写作方式、价值追求都凸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那种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的问题、概念、价值置换了的现代新史学有差别。这批蜀地学者或以现代学术表达方式进行写作,但这种现代表达方式后面经学等传统蜀学的内核仍富有顽强生命力,如蒙;或以传统的著作体裁如札记、注疏表述与近代学术暗合的观点,如庞、刘。在学术近代转型中,传统蜀学并未消失,而是以诸如此类的方式进行转换、变形,找到能够保存和发展的“归宿”。这倒提醒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时候,可能应注意这些被学术史的现代叙事“边缘化”的层面,以便全面理解学术近代转型的多面性。

史学实践中,不同于新史家热衷的西洋或东洋理论,庞石帚批评这种风气“务为奇觚不恒之说,趣以惊动庸俗耳目已尔”,感叹“雅废夷侵,莠言日出”。与庞石帚交厚的四川大学教授祝屺怀,以史学名家,石帚称其“平生乙部书,郁勃腹中藏。时危士习猥,贾衒禽犊场。纷纷媚倭学,惇史生痏疮。惟君贬新学,非以智自防。少通老则介,独鼓牛宫簧”。对于风行一时的东洋“新学”(当时许多西方理论是从日本二手稗贩入国内,即所谓“倭学”),祝氏是持批评态度的。1933年,四川大学文学院创办《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集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杜仲陵发挥章太炎《救学弊论》而作的《广救学弊论》,虽未明言是创刊词,但实际已阐明四川大学一批学者力矫时弊的价值追求。杜批评崇洋学风:“近世以还,国势陵替,而学术随之,失其宗守,丧其尊信。旁皇求索,阉然外慕。初则师法东邻,继则挹取欧美,近又崇效苏联。……究语言者,则必称高本汉;治小说者,亦动引盐谷温,以为非此不足以为荣观。”1932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溥泉在与黄侃论学时也提到:“今之治国学者,自言以科学方法整理,而实奉外域之人言为圭臬,案上无不有倭书;甚且攘倭虏之言为己有。”庞石帚也提到读《救学弊论》,批评趋新风气,可见章氏议论在蜀中颇多认同。当时,章黄一派学术与四川大学学风皆重传统,议论有相通之处,这批传统学者对西方的理论有自觉的抵制。

石帚《养晴室笔记》中有《不检正史》一条,历举全谢山、邵二云、丁传靖等人失检正史的例子。此条札记文字很短,背后却暗射两派史家对正史的态度。四川大学祝屺怀对新史家不重正史、不读全史、不重贯通的时风持批评态度:“于晚近治史风气,或好征引杂书小记,以疵疑正史;或专攻史中细端,自翘□为专家,而不读全史,甚以为病。先生之言曰:正史固不足全信,然杂书小记之未经审考,其不足信,乃较正史尤甚。取以致疑正史,未见其可。又必熟读全史,乃可专研其中某篇。若徒炫新奇,专攻枝节,而昧于全史,亦非求真之道。又云:正史未得真相,不妨博求例证;其已□真相者,不宜妄疑,□欲推倒。”杜仲陵也有相似议论:“见高文典册之未易遽名也,则改辙而究俗文;由说文广韵之难于贯通也,乃校金石龟甲之残逸;以汉唐史迹之难于周知也,因穿凿以辨荒邈之古史。《山海经》遂成显学,公安诗特见崇尚。是皆厌弃故常,搜剔怪奇;图犬马则觉难,绘鬼魅以为巧者也……写敦煌石室之遗籍,补古逸丛书之残卷。其于文献,不无小补。然是可以为名,而不可以成学;可以自益,而不可以成教。”对于新派不重贯通而强调窄而深研究的“专家之学”,杜斥之为“一目罗鸟”:“以专书绝学相震炫,以报残守阙为宗旨,谓此为狭而深之研究也。故言楚辞者上不必颂习毛诗,下不必明究汉赋;言清史者,远不必探研秦汉,近不必通知唐宋。……谬称专门之绝学,是无异牖中窥日,井底谈天也。”这种重正史、重贯通的态度与重史料拓展、重专门研究的新派史学家有很大不同。黄侃在1928年的日记里也讲到新派史家不读经史正文的风气:“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今矣。”1931年黄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金声》题词中又讲到这种风气:“近倾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以言乎小学,则六书之例、三百之韵,不足以穷文字、声音之变;而甲骨、金石之学代兴焉。以言乎经史,则易非性道之书,书、春秋非徴信之史;而山经、穆传视为秘典焉。以言乎文辞,则扬、马不足扶榖,韩、柳不足骖乘,而野语、童谣反若有真宰之存焉。

庞石帚当时也指斥“新派名士”不读全书、学问粗疏:“《六经》之文,不必知其句度;《三史》所载,不必识其姓字。……疑古惑经之说,则无不口角流沫,举其篇目,而又非能周览其书,则自以谓能定古人之真价值,嚣然以整理国故自命矣。”虽是泛论当时学风,但明眼人皆知实指新派胡适等人,陈寅恪亦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治学方法,陈寅恪、蒙文通、邓之诚等倾向传统的史家也都强调回归常见史料。庞石帚在与吴宓的通信中说:“吾兄所习,如柳翼谋先生、陈寅恪先生,俊皆欲知之。”庞是与吴、陈接近而反对新派,故愿意因吴而结识陈等人。后来庞氏一度远游南北,在北京或交黄晦闻,南京结识柳诒徵,成都交往陈寅恪,又欲往苏州拜会章太炎而未果。这样看来,石帚《不检正史》中的议论就不是随口而发,时代虽较祝、黄的议论晚,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仍在庞氏的考虑中,祝、蒙、庞等蜀中学者一脉相承重正史材料的态度与章、黄一派相通。

同为蜀中学者,庞与蒙文通、刘咸炘生年相当,同感风气,咸具史才,而才性禀赋有异。蒙具通家气象,刘禀哲人气质,庞有诗人敏感,故其学问终各呈面目。三人均有关于宋明史实的论述,相互还有交往论学,相互启迪,一些关注的领域和看法都有相通之处。刘咸炘早有重修《宋史》,中兴蜀学的宏愿,并有《宋史学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等宋史文章,《明末三风略考》、《旧书别录·太岳集》等明史文章。对刘咸炘,庞石帚有挽诗:“少日文章无复悔,衰时人物信难留。”刘勤于著述,惜天不假年,年三十六而卒,其《推十书》蔚然已成煌煌巨著;“谁分淡交得深慨,知君恨晚十年游”,淡交而深慨当理解为相互应酬交往虽有限,但在学问和观点上有很多共鸣。《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一文就是庞石帚因刘咸炘《文献学》而作。和刘咸炘一样,庞石帚的观点与现代史学的一些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暗合,却未选择以一种现代史学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庞宁愿通过疏证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注解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来“述”,而不愿自己著述来“作”。其实,庞对章著的疏证中广引西方典籍,表明其对西方的学术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西方的观念是被纳入疏证这种中国传统学术写作方式中,孰为主孰为从分得很清楚。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态度有关,许多真知灼见都以札记、散论、注疏的形式表达,通过选择这些传统的著述体裁,以寄托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

这种态度决定庞石帚关于宋明史的论述成果的形式,按今天的标准并不算“等身”,但不代表没有功力与见地。论文有《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校记》、《苏轼年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书目》、《宋人亲党考》、《跋〈万历野获编〉》。其中,《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详考宋代经史校刻之状况。《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详辨魔教、明教、杀人祭鬼、白衣会的区别,指出前人常将这几者混淆,指出吃菜事魔出于墨家:“唐末以来,传习已久。而所窃疑者,事魔之徒,皆甘枯槁,崇节俭,共财互助,办事可喜,而又死而裸葬,愍不畏死。何其事事皆与墨家相似,岂其佚翟之教,潜行闾阎之间,源远流长,久而改行易法,又与外来佛教杂糅不分,遂成此宗门邪?”庞引史料极详尽,结论也可备一说。

《养晴室笔记》大部分都是关于宋明历史的札记,此笔记虽写于60年代,方成三卷先生即归道山,但其中汇集的是石帚中年以后的思考,虽片言只语,亦是读书深思所得,多有见地。有关宋代的如:《宋代官吏休假》、《〈宋史考证〉之陋》、《宋代士大夫蓄妓》、《西昆之名》、《宋代敷衍之政》、《书赵谂事》、《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碑〉》、《“莫须有”三字》、《欧阳公平生谤议》、《伪造文字污人》等;有关明代的如:《明代士人演戏》、《黄梨洲兄弟》、《钱牧斋》、《廷杖》、《何心隐》等,往往能以小见大,抒发隐微,窥见一时风尚。

庞石帚中年以后开始留意宋、明历史,其论唐代古文,“梁肃关系学术方面尤大。梁学兼儒释,崔恭序比之黄甫士安。有谓为天台大师元浩弟子。而李习之尝从受学,此与宋代理学明有关系(《北梦琐言》亦言韩、李、黄甫仰梁氏)。而身后寂寞。盖世人嫌其学不纯儒,又早死故耳”。看到宋明理学肇源于中晚唐学术变革,此正与蒙论大历学术的宗旨相同,蒙氏亦指出吕温曾从梁肃学古文,古文与“异儒”之新经学关系密切。

《书赵谂事》补充了向宗鲁《巴县志》关于赵谂的材料。向注意到北宋末年在渝州造反的赵谂,而渝州改名恭州、隆兴改元乾道就与此事件有关,但没有讲明赵谂造反的原因。庞石帚检出《朱子语类》一条重要材料,说明赵谂造反是同情苏轼被斥逐迫害,进而推测苏轼初本有还蜀之意,晚年绝口不言此事;子由晚居颖滨,有蜀人来访,避而不见,可能都因此事而避嫌。

《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碑〉》考证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诗,以诗人之心体察诗人深旨,体味诗歌神韵,查照其中家国兴废之感,发覆李清照诗中蕴含对当时政局的讽喻,不同意俞理初将此诗系于大观、崇宁之间,而定此诗作于南渡以后。结合两宋之际的史实来解李诗,发其伏隐,陈寅恪《元白诗笺证》是“诗文证史”,此可谓“史解诗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为诗人,文气文韵又非一般考证手段所能解决,从此径入,可能更具“理解之同情”。《伪造文字污人》一条认为宋人私挟恩怨,造作蜚语是当时风气,同意俞理初的观点,认为李易安《谢纂崇德启》为他人篡改易安本文以诬之,此亦可备一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书目》、《跋晁刻〈古文尚书〉》考订宋代书中藏书刻书文献之盛,李氏所引“辄云蜀中士大夫所藏某书”,“方南渡播迁,中原云扰,而蜀独完。公私所藏,恒多秘逸”,“文献渊源,于是乎在,何其盛也”。此殆与刘咸炘交往论学有关,刘20年代就在《宋史学论》中谈到“蜀中宋世掌故之学最盛”,又在《重修宋史述意》中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蜀中掌故记注之学首推丹棱李焘仁甫、井研李心传微之。又撰成《蜀刻书藏书考》、《全蜀艺文志补目》、《蜀宋世文集今存者》,详考宋世巴蜀刻书藏书。后来,庞的学生王利器对胡适、傅斯年提到欲仿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写《宋蜀本考》,是蜀中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继续。

《宋人亲党考》关注党争与宋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虽仓促未能完成,但对此积稿若干,还指导川大中文系第十四届学生董怀舒以此题目为毕业论文,“有宋一代,东都之争新旧,南渡之争和战,往往有其亲党关系,得此足为治宋史者之一助”。足见此问题一直在庞的思考中。

庞氏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颇能独抒己见,认为荆公“有学无术”,但人格高尚,“无一毫可议”;对青苗法、募役法,他认为“大抵新法施行以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确是增加不少。……至新法是否代表中小地主,亦似难言。青苗散钱,户等愈高则借钱愈多,越下则借钱越少。高者借得二分官钱,无所用之,仍可转借下户,多取大利。所以反对者有兼并愈甚之说。助役收钱,单丁女户(缺乏劳动力之小所有者)向来免役者,今皆勒令出钱(官户虽出钱,比民户减半)。南北情形亦有不同,雇与差各有所宜(要仔细查考南北客户多少),亦难以一概论。大抵稍加变通,则雇善于差”;对理财之说,“神宗称汉文言,朕为天下守财,荆公则谓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此类高调,幸其对象为较高明之皇帝,然已觉其流弊无穷。当时刘贡父与荆公书即痛切云:‘人臣纳说于时君,劝以恭俭小心,逆耳难从。及至劝其为利,取财于民,广肆志意,不待辞之毕而喜矣’。于此更忆及子瞻之《荀卿论》,真乃药石之言。更忆后来蔡京之于徽宗,以官爵笼络众人,以奢侈迎合昏主,则更使人感慨不已(真是感慨不已。高调易唱而难收,荆公多活二三十年,不知如何,恐不但恨福建子而已)。”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庞氏认为陆象山《荆文公祠堂记》最公允,而“李穆堂、蔡上翔则为了同乡,梁任公则为了变法,皆不免夸张失实,而郭先生《历史人物》荆公一篇最疏最无力”。其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与蒙文通相近,蒙文通认为:“荆公变法偏重理财,民已困而荆公犹理财不已。荆公剥民,岂徒新法,即旧法之似未变者,即荆公亦为剥民之具,《建隆编》言之已悉矣。”蒙氏重要文章《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对唐代米价的论述就引自庞的考证,“庞石帚教授他考察唐代米价很精详,我请他写出来,这是他没有发表的文字,他允许我引用,这是最可感谢的。他的原文很长,我只能征引大要”。蒙、庞皆能不同时流,对王安石变法作出具有独立思考的评价。

对明史犹为关注士风及学术。《何心隐》一条讨论泰州学派何心隐、颜山农,“二人皆以游侠而涉乱世之末流”,辨王渔洋之诬,认为何、颜行迹究当以梨洲《学案》为准,所记较详,持论亦甚有分寸。庞氏《跋〈万历野获编〉》通过《万历野获编》证以他书,写明代士人圣人、山人两类,叙及一代社会风气。刘咸炘有专论泰州学派之文,亦重《万历野获编》,认为“能记当时士习民风史所不详者也”,“惟英、宪以降至于万历,实风习最繁变之时,欲知其详,惟恃是书”,有《野获编钞目》一文。亦有相关明代风气的论述,对明代山人、游侠、绅衿三种风气,乃他时所无,“三者互为因果,而皆源于士大夫之骄奢,延唐人科第之风而怙权势;袭宋元名士之习而好玩戏。招纳门客以遂其欲,而山人、游侠皆出其中。士大夫中复分为二,曰乡绅,曰士子。而游侠之劣者则为棍徒,乡绅凌虐平民,民或起而抗之,士子、棍徒则或佐乡绅,或佐平民,至于将亡,其斗争益显”。当时四川大学一批学人相互论学切磋,故关注的领域及议论有相通之处。《黄梨洲兄弟》以梨洲兄弟晚年有违言,梨洲晚节疑有不符遗民之行迹。其他,如《明代士人演戏》、《廷杖》亦及有明一代士风,皆具新意。

《钱牧斋》、《钱牧斋〈简侯研德并示纪原〉》等条叙及钱、柳事迹,并引孟心史之言:“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二事:于宋则王荆公,于清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1960年代,陈寅恪亦在写作《柳如是别传》,庞、陈二人抗战时期在成都有过从,但当时不大可能讨论钱、柳问题,五六十年代二人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关注同一问题,也颇耐人寻味。有趣的是庞在中文系,究心于史学;缪钺在历史系,多有文学之研究。文史不分家,现代学术要求的学科畛域区分尚不明显,这都显示了四川大学文史学科的传统方面,而这一特点却有利于保存正宗的“国学”。现代学术都统称他们为历史学者,但仔细体会,庞石帚、缪钺是以文章辞赋为根基,故可谓文史学者;蒙文通得力于经学,故为经史学者;刘咸炘尤精于丙部之学,故为子史之学。现代学科分类似不易准确地划分这批传统学者。

二、《〈国故论衡〉疏证》与四川大学中文系朴学风气

晚清巴蜀学术殆有三途:一为清代以来一直盛行的讲心性的宋学,更与民间宗教实践相结合,为蜀学一强大的潜流,只是此派人物重体证功夫,不重著述,其面目颇难描画,锦江书院以及彭云生、唐迪风实近此途,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详及。二为受江南影响,被初期尊经书院倡导,后与“章、黄之学”合流的朴学风气,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受此影响最大。三为廖平今文经学,其经学史学化的趋势经两代后转化为具有自身特点的蜀地史学(祝屺怀、刘咸炘、蒙文通都从正、反两方面与廖对话形成自己的史学表述),与“新史学”融会,形成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面目。蜀地朴学风气对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等一批学者学术风格的影响为本节讨论的重点。

江南业已式微的乾嘉一脉学术,在晚清民国的蜀中一直有强大影响力。张之洞提倡的纪昀、阮元之学,二人虽非乾嘉一流汉学家,但也算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张亲著《輏轩语》、《书目答问》,以朴学为指归,引导蜀中学术。当时廖平大得张之洞赏识也是由于善读小学、考据之书,廖当时著有《尔雅舍人考》、《六书说》等文章,是比较标准的汉学路子。后来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倡今文学,风气为之一变,但乾嘉汉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与廖平同辈的戴光、胡从简等明显趋向于朴学考据的传统,这些人在当时四川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民初刘师培在国学院主古文,讲《说文》,推崇戴震,与廖平相抗而近于乾嘉之学。庞石帚就是看到张之洞《輏轩语》、《书目答问》后,得见踏实学问的门津,在民间主要靠自学成材的庞石帚学习探索经历,更见当时学风对学人的影响。

尊经书院即暗含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张之洞、缪荃孙等倡导博雅之学,接近乾嘉朴学;丁宝桢主政时则引入王闿运讲今文经学。现代学术史的叙述似乎有选择地只强调了王闿运入川———廖平今文学这样一条线索,而忽略了讲考据的一派,实际这远不能概括当时蜀中学术的全貌。除清季短暂一段时间,廖平声名鹊起,“满城竞说廖季平”,入民国后,学术焦点已经转移,廖平虽保持名望,但学术上的影响有限。相反,重考据的朴学风气对蜀中学术的影响更为持久。乾嘉之学其实是清季民国四川学术的大宗,甚至以后和乾嘉路径有不同的蒙文通、刘咸炘都曾在朴学上努力。蒙在读国学院时,刘师培教《说文解字》,一度对段注《说文》很感兴趣。据赵振铎先生回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很奇特,仅在成都刻印这本书就有三家。除了我祖父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家严毂生也刻印过。第三个刻《四声切韵表》的是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的祖父张慎仪,他刻印了一套《园丛书》,里面也收了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初,江永这本音韵学专著,小小的成都竟有三家相继刻印出版,这么关心音韵学,在全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成都学术风气之浓厚。

廖平之后蜀中一流学者如龚向农、向宗鲁等都不认同廖平经学,却都推重朴学。对待朴学推重的郑玄,廖平与龚向农、向宗鲁等的不同态度就能折射出相异的学术取向郑玄经学以古文为主,重文字训诂,主张突破家法的通学,为东汉经学之集大成,因此被清代乾嘉学者奉为圭臬,所谓“六经宗伏郑”。廖平认为郑玄兼采今、古是淆乱家法,乾嘉汉学推崇的郑玄,只不过是东汉学,“囿于刘歆邪说”,“宗法莽新”,不如今文学是西汉学,更古,也更优越。相反,龚向农在四川国学院时就对廖的今文经学不认同。庞石帚说龚向农:“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注《小戴记》,“依准郑注,兼综诸儒之说,勒成一家”。向宗鲁从廖平问学,也对廖的今文学不以为然,其《校雠学》推重郑玄,其中有专章《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雠者,以为校雠规则”,把郑玄著作作为校雠学的标准。

廖平批评乾嘉汉学:惠栋、戴震“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功臣,但毕生劳动,实未一饱藜藿”,此言乾嘉汉学考订、训诂,昧于圣人微言大义。他对弟子蒙文通说:“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能解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龚、向所从事的正是乾嘉训诂、校讎之学,向欣赏卢文弨“书并受益”的话,甘作古书的功臣。向宗鲁虽从廖季平游,“其惊世之论非先生所好。时时发疑问难,使季平先生心折。先生致力群经史子,一意探求戴、段诸大师实事求是之学”。据龚向农自述,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可见他是从汉学入手的。勤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撰有如《经学通论》、《郑玄年谱》、《礼记旧疏考证》、《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旧唐书札迻》等校雠、考据性著作,是标准的乾嘉汉学路子。但他并不囿于汉宋之分,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龚氏年轻时曾与廖平、刘师培论学,廖为今文,刘主古文,龚不为苟同,于经学自有其深造,学术思路上不同于蜀中盛行的廖平今文经学。龚向农、向宗鲁均是20世纪初蜀学的代表人物,庞石帚有诗赞龚氏:“七经三史在村翁,老辈乾嘉有异同。”盛称龚氏于经、史之学能承乾嘉朴学而别开生面。

流风所及,当时在川大中文系的一批学者也都接近笃实的朴学风格:祝屺怀精于史学而通音律,惜著作不多,有自成体例的《通史》秦汉六朝及唐五代部分,考证《律音义》版本源流的《〈律音义〉跋》;赵少咸著《广韵疏证》、《〈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以音韵学名家;向宗鲁著有《说苑校正》、《校雠学》、《蔡氏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并校《文选》、《淮南子》、《管子》诸书;李培甫治文字、音韵学,著《异平同入考》、《声韵学》、《双声释例》、《叠韵释例》。这些都近于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数。庞石帚与龚、向、赵、李交厚,同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这帮学友以乾嘉朴学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庞氏自述:“俊往者亦稍窥雅故诸书,于清儒则高邮王氏,尤所心醉。近时俞、孙、章、刘诸家,亦多尽得其书读之。”可见是以乾嘉朴学为学术根基。推重乾嘉学术,学术实践以朴学为指归是当时川大中文系这批学人共同的特点。庞石帚评价王国维时,不同意王门弟子认为的王氏高出乾嘉诸儒,而强调王与乾嘉的联系:“大氐静安所说,多本之乾嘉诸儒,高邮王氏,尤所服膺”,“而弟子不知,震而矜之,暧暧姝姝,以为莫非先生之孤诣独造,而佝偻以承之,则多见其固陋而已矣。”庞强调王国维与乾嘉学术的联系,他不同意王的弟子吴世昌认为其师“学虽近于程、刘、吴、孙四家,而实非经学”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濡于俗说,其未知经史意者”。指明吴世昌、刘盼遂所记王国维《尚书》、《礼记》的讲授中多条采王引之、王鸣盛、吴廷华、凌廷堪、戴东原、孙贻让之说,而王诸弟子不省,以为皆出其师独创。

蜀中学术传承朴学一系传统,故对章黄一派学术颇多认同,二者交流频繁,这是章黄学术能在蜀中发挥影响的基础。通常所谓“章黄之学入川”的讲法只看到一个方面,没有看到蜀中学术固有的朴学传承对接收章黄之学的重要性。章氏弟子中以浙人、川人为多,李炳英在章太炎先生门下受业,成为太炎先生的列名弟子,听他讲《庄子》、《说文解字》、《楚辞》等;李培甫、曾缄亦章弟子。向楚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早年曾细读、圈点章太炎的《訄书》,对章氏音韵等学也颇推崇。川大藏有章氏在日本写的《小学答问》、《菿汉昌言》手稿。《小学答问》手稿上有向楚、李蔚芬的印章。1930年,蒙文通访黄侃。1933年6月,赵少咸托殷孟伦向黄侃求章太炎字;1934年8月,赵少咸访黄侃,久谈,黄以手订钱恂韵目表借赵;11月,殷孟伦转交赵少咸书信给黄侃,催撰唐韻校本序,求借十一家校本经典释文;此后,殷代赵分几次借黄侃手录众家校本经典释文。1935年,章太炎托黄侃转交向任鸿隽推荐章门弟子向映富信。抗战时期,黄侃弟子殷孟伦入川大中文系任教,黄侃女婿潘重规亦入四川大学为中文系主任,黄侃之子黄念田亦任教川大中文系。章氏之学能在蜀中立足除上述外缘,蜀地学术本身重朴学为接受章氏学术之内缘,川中学者是从能承乾嘉的角度去看章、黄,庞石帚赠诗传章黄之学的殷孟伦感叹乾嘉之学的衰微:“乾嘉朴学成弩末,麻沙眯眼滋然疑。”当时人称传章氏之学的“一庞二李”(庞石帚、李炳英、李培甫)皆在川大中文系。章太炎向不轻易许人,而对蜀中学者颇有认同,赞讲授郑玄之学的龚向农“学问坚实”。四川学术界推崇章太炎,龚向农、庞石帚教国学皆以太炎《国故论衡》为教材,川中学生也多习章氏之学,姜亮夫回忆他在成都高师读书时精读《章氏丛书》,考清华研究院时王国维面试小学,姜以章书为对,以至于王国维猜测姜是否章的学生。当得知姜从四川来时,王很奇怪:“四川来的,说的怎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呢?”。

庞石帚平生服膺章太炎,《章先生学术述略》一篇对章氏学术作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论章氏之学方法:“综其治学方法,则有六事:一曰审名实,二曰重左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其谨严如此,是之谓实事求是之学。”论章氏经学:“其法依据明文,不纯以汉世经说为正,以为不如是则怪说不绝。虽崇汉学,而不黜魏晋……其闳通不党,所以不同于清儒者也。”论章氏文论:不同于清代阮文达主文选,李申耆主耦丽,姚惜抱主散行;也不同于近代西方学说与文辞二分的观点,而是“不主耦丽,亦不主散行,不分学说与文辞。其规摹至闳远,足以摧破一切狭见之言”;推重章氏为文“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然后敢放言也”。论章氏治诸子,以古今祸败之端,参以欧陆哲理、梵方绝义,“新知旧学融合无间,左右逢源,灼然见文化之根本,知圣智之忧患;返观九流,而闳意眇指,觌于一旦”。论章氏议论,早年虽“志在光复,或矫枉以救时,或权说以动众”,然终归“意在扶蔽救偏,未尝以言殉人”。在给赵熙的信中庞石帚提到:“弟子服膺此翁,尝疏证其《国故论衡》,惟上卷未成,故未呈先生,亦未寄章公也。”《国故论衡》文字典雅古奥,意蕴深邃,且精心结构,体大思精,是章氏学术的总结,堪跻经典。庞氏平素以此书讲授国学概论一门课程,殆于课堂讲授中渐成《疏证》,不仅于文辞、典故多有疏通,于章氏思想观点亦有阐发,可谓章氏功臣。庞氏成书后曾给太炎寄过《疏证》中的一篇,但因章氏不久去世而没有下文。

川大中文系推崇朴学,学风笃实,从当时该系学生的论文题目中也可窥见中文系教授们倡导的这种学术取径。1935年的《国立四川大学季刊》第一期登载有几篇中文系本科生的论文:四年级学生万博哉《论汉魏音》以支、脂二韵为例,考证汉魏音异于周秦而近于今音(按:前代学人习称隋唐为“今音”,现代称为“中古音”),指出段玉裁误于支、脂、之切语错杂者辄加改正,是改魏晋后音以从周秦。三年级学生吴鼎南《〈切韵考〉订正》,以六种版本对勘,匡正陈澧之失。三年级学生赵长兴《〈说文解字段注考证〉补》,补正冯桂芬之失。三年级学生郭诚永《需有耎音辨》,列众多证据,以考需、耎古音相通。这些论文内容以小学为主,方法上注重考证、校勘,重证据,讲逻辑,且能匡正前人之失,是标准传统朴学的路子,这当然与中文系教授们的倡导训练分不开。庞石帚的学生郭诚允后来又积十年之力注解章氏《检论》,又续成了其师《〈国故论衡〉疏证》的上卷。

庞氏对后进的推奖亦以能承朴学为誉,称赞弟子屈守元:“君承朴学是奇才。”庞的学生一辈多以秉承传统学术、学风笃实名家,如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王叔岷、姜亮夫、白敦仁等。川大学生学成出川到外面深造时,在川大训练出来的过硬旧学基础,给当时学术中心的北京学者很深印象。姜亮夫考清华研究院,梁任公出面试题目《论蜀学》,称赞姜的文章写得好。当得知教姜写文章的是林山腴时,任公说:“不怪,他是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即使胡适、傅斯年这样新史家,对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川大中文系学生王利器、王叔岷的旧学基础印象也很好,而杨明照的基本功则给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导师留下深刻印象。

三、结语

1930年代,任鸿隽为川大校长时,张颐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师的阵容有龚向农讲《三礼》,林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仙樵讲《楚辞》,祝屺怀讲《资治通鉴》,李培甫讲《说文》,赵少咸讲《广韵》,李炳英讲《庄子》,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仲纶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刘大杰为系主任讲《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向宗鲁亦来川大中文系任教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从这一阵容看,除刘大杰属新派人物外,其余都是体现蜀地本土学术特点。龚向农可归于经学传统;林山腴、彭云生、庞石帚工诗,可归于蜀学词赋传统;李培甫、赵少咸精于小学,可归于蜀学朴学传统;彭云生深于宋明理学,可归于蜀地宋学传统。这些学者很难被归于现代学科体制的某一学科中,与川大历史系相比,蜀学中很难被现代学术体制化的“国学”较集中保存在中文系;而历史系则由新史学和蜀学互融而形成自己的学风。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有一个复杂的展开过程,由于地域、传统的差别,这种展开呈现出丰富的面相。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角度来了解这一意义重大的转型,观照以坚持经史等传统学术为特点的蜀学如何应对这种转型,并找到保存和发展的方式,应会给我们关于这一过程更全面的认识。

引自:《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